元代濟寧籍官員刻九經存孔廟自由印刷
本報記者 崔璐
2018-05-11 10:05:44 來源:

河北保定讀者趙晉仁先生,近來向《文化周末》展示了他珍藏的一部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。這是元代濟寧人、松江府上海縣尹李璋“李刻九經”中的一部分,這套書版刻好后運到曲阜孔廟面向北方各地學者自由印刷。自元代以后,“李刻九經”就湮沒了,甚至連翻刻本與重刻本都沒有。多年來,趙晉仁一直專心研究此書,他希望能夠找到更多的版本。

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

為元代刻印

趙晉仁是一位語文老師,他自今年五一前電話聯系到《文化周末》主編,并先后十余次通過電話和郵件長時間交流,非常希望通過《文化周末》的報道,進一步梳理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的線索,藉此為曲阜、濟寧文化遺存的?;ず屠米齔齷吶?。他說,家中珍藏有很多古籍,他在長年陸續翻看中,發現這部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與其它明清古籍不同,便開始細致的鉆研。

“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為麻紙、線裝,全書原裝應為《論語》二十篇,共四冊,每五篇成一冊。此書為其中的第三冊,即‘第十一篇先進至第十五篇衛靈公’,末尾缺失兩頁,系明代中期以后重新裝訂時已然,白口、單魚尾、四周單邊,半頁七行,行十八字,版面分上、下兩層,上層有小字注解,半框12.5×22厘米。此冊書現存23頁,字數約5700字,加上小字約有9000字上下?!閉越矢嫠摺段幕苣芳欽?。

在中國古代,自唐代迄清末歷代刻印的書籍中,以“大字”標于題目之前者,這本書是趙晉仁所見的唯一一本。且紙薄墨優,極具顏體書法特色,藝術價值足與最優秀的宋刻本相媲美。

“據紙張、墨色、字體、版面格式、時代風格等幾方面來鑒識,這本書是元代版本。在現今公私藏家書目中及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中,未發現關于此書的著錄,顯然為珍稀罕見之版本。2017年7月5日,經國家圖書館古籍研究員、版本學專家肖克之鑒定,書為元代刻印?!閉越仕檔?。

為了確定此書是什么時代的版本,他本人也試著從幾頁書影中做了初步鑒識如下:“第十五頁書影上的‘子曰: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’可直譯為:孔子說:君子和睦而不附和,小人附和而不和睦。在‘小人同而不和’旁,有一注釋解說語:‘同湄合汗’。此語中的‘湄’通‘媚’,全句是‘附和諂媚于合汗’之義。這個句式,與北宋文學家王安石《答司馬諫議書》中的‘同俗自媚于眾’的句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此語中的‘合汗’一詞,是蒙古語‘天子’‘國君’‘首領’之音譯,又稱‘合罕’‘可汗’‘可寒’等,還簡稱為‘汗’。此稱謂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點。在1368年明代洪武元年,朱元璋詔令:禁止明朝社會上使用蒙古語和穿戴蒙古服飾。因為《四書五經》是社會上學子們的通行讀物,而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的注釋語中夾雜著蒙古語,所以此書不可能是明代人所寫刻。又,在清兵入關以前,曾經稱努爾哈赤為‘可汗’,稱皇太極為‘汗’。清兵入關以后則稱福臨、玄燁、胤禛、弘歷等繼承皇位者為‘皇上’‘皇帝’或‘額真’。這些與順治初年即在政治、文化上實行‘漢化政策’有關。因此,在清代所寫刻的各種文獻中,凡未涉及滿清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事務時,尚未發現有使用蒙古語‘合汗’一詞于漢字經文之注釋語中者。另外,在清代還寫刻有一些‘滿漢、蒙合璧’‘蒙、漢合璧’等專業書,則更要另當別論。總之,用‘合汗’一詞指稱春秋戰國時的國君,絕非清代文人所為,亦非明代或民國時的文人所為?!?/p>

以對書影的鑒識和分析為出發點,再加上對字體的鑒識,此書字體與《唐人盧鴻草堂十字圖題字》、國會圖書館藏宋刊《崇寧藏本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、南宋湖州資福寺刻印的“第五百五十五卷光字號”佛經,以及元代趙孟頫的《鮮于府君墓志》,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,字體趨于篇方圓活;還有對版式的鑒識,符合黃永年在《古籍版本學》中,以及鄭如斯和肖東發在《中國書史》中,對“元版書用紙”的描述,也符合與其它一些元版書在紙色、墨色上的比對。綜合考慮,趙晉仁認為,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屬于歷史上元代寫刻印刷的書。這些是他依據“實物資料”和“文獻資料”從中得出的見解,他希望將對“元版書”的判斷和結論留給社會、留給讀者、留給研究古籍文獻的專家和學者?;隊蠹葉運募饣蚪徊剿得骱筒鉤?、或予以質疑和糾正。

元代濟寧人李璋刻九經

此書是元代什么人寫刻印刷的呢?趙晉仁查閱古今文獻,在元代虞集寫的《道園學古錄卷四十·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》中,羅仲輝寫的《印刷史話·元代私宅刻書》中,找到了關于“李刻九經”的著錄和論述。

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,代表了元代上海、江浙地區雕版藝術的最高水平,是古代官員李璋執政上海期間,重視發展文化藝術事業最有力的實物證據。此書在研究我國古代文字訓詁學方面,也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。趙晉仁表示,此書印證了相關印刷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實性。

元朝統治者對各級官府刻書控制較為嚴格,但對書院和私人刻書并不嚴加控制,所以私人刻印書籍比較自由,刻印的數量也較多。滅掉南宋以后,全國出現大一統的局面。由于社會漸漸趨穩定,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,私宅刻書也逐漸興旺起來。

李璋是元代濟寧路巨野縣人,曾在松江府上海縣當過縣官。出身于書香門第的李璋,祖父和父親都熱衷于研讀儒家經典。但他們生逢兵連禍結的年代,中原地區久經戰亂,書籍損失嚴重。為了讀書,只好親自抄寫《論語》《孟子集注》和《大學》《中庸章句》等。不僅耗費了大量時間,而且經常出現錯誤。為此,其祖父曾立志籌集資金刻印儒經,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。

李璋成年出仕時,元朝政權已經統一全國。局勢的穩定,經濟的復蘇,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。李璋決心秉承祖父遺志,在父親的大力支持下,利用江南地區的雕刻技術和物質條件,先后刻成《易經》《尚書》《禮記》和《左傳》等“五經”及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等“四書”。其中“四書”是大字本。書版刻好以后運回山東,收藏在曲阜孔廟之內,供北方各地學者自由印刷。李璋考慮到中原地區氣候干燥,書版容易干裂,在啟運前將所有書版的四邊涂上生漆,再用布條纏緊,保證了書版不致裂損。這些書版就是元代印刷史上有名的“李刻九經”。李刻九經究竟印刷了多少部,因無史料記載而無法確定,但它對中原地區印刷業的發展和經史學術的發展,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

“在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的第一頁的正標題下,有一花押字‘章’,這應該是作者李璋的‘標記’。據文獻記載,在元代社會上流行使用花押字記姓名,但流行下來的很少。我認為能在古書中看到作者的花押字,如今已成鳳毛麟角。而在該書的注釋語中,可以明顯看到對《四書集注》的繼承和發揚,這一點正與元代虞集的論述相符。特別是關于‘李刻九經’中刻有‘大字四書’的著錄,成為鑒識版本的重要線索和依據。因為在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‘經書合刻本’中,只有元代的‘李刻九經’有‘大字四書本’,這是獨一無二的特點?!閉越仕?。

“經書合刻本”的一種

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是不是“經書合刻本”的一種呢?趙晉仁分析說:“學習和研究古籍版本的人知道,我國歷代的‘經書合刻本’,如《宋刻八經小卷》、明代的‘郝刻九經’和‘秦刻九經’、清代的‘觀成堂刻九經’和‘阮刻十三經’等,大都在字體、版式、行格上統一設計,風格保持基本一致?!?/p>

基于這一認識,經過多年查訪,趙晉仁查訪到了《會文堂旁音詩經》和《會文堂鳳崗詩經》,是書半頁八行、行二十字,半框12.5×22厘米,比起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的半頁七行、行十八字,半框12.5×22厘米的設計來,前者字體略小,但二者的板框大小一致,其字體、版式風格也基本一致?!罷廡┣『彌っ髁恕洞笞炙氖樵霾谷Φ閂匝怠肥恰楹峽癱盡囊恢?。而《會文堂旁音詩經》和《會文堂鳳崗詩經》,應該是‘李刻九經’中《詩經》的翻刻本或再翻刻本,從此書中對清初‘帝諱’時避時不避的情況來看,翻刻時間在明末清初。此書的珍貴價值,在于能夠成為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是‘經書合刻本’的重要佐證?!閉越仕?。

除此以外,趙晉仁還提到,文學史專家劉大杰在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第833頁講元代作家和作品時說:在行文中雜用口語、方言及外族語,是元代北方作家所寫作品之特色。這一特色,與元代李璋編寫刻印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同樣是相符合的。李璋與其先輩在近兩個半世紀的歲月里,均先后生活在金國女真族和蒙元蒙古族統治的區域內——山東。當蒙元統一南方后,到松江府上海縣任縣尹的李璋,每天與之交往應酬的是任達魯花赤的蒙古人,以及任同知的色目人。由此可見,外族統治者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風俗等方面對其影響之深。這些影響也在他的作品中自然表現和流露出來,因此在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的評點和注釋語中,不僅雜用有口語、方言和外族語,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簡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、省寫字以及錯別字。例如有的簡體字“歡”“處”“難”“縣”“攝”等,既證明了魏隱儒先生和張涌泉先生所論“歡”“處”在元代已有的觀點,又糾正了《簡化字溯源》關于上例五字在元代尚無的認識。

“《大字四書增補圈點旁訓》是元代版本,而且是元代李璋編寫刻印的‘經書合刻本’《九經四書》之一種。此書在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和《中國古籍總目》里未見著錄,因此也是目前《李刻九經四書》中唯一傳世的一種。此書在茫茫書海中沉沒了六個多世紀的春秋后,終于重見天日。有專家告訴我,‘李刻九經’書版被送到孔廟供自由印刷,后來被帶到臺灣,也許在臺灣地區還會有存在?!閉越仕?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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